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大小企业带来了棘手的业务危机。

从对冲基金巨头阿克曼（Bill Ackman）、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到佛罗里达州的造纸公司和纽约市的一家酒水零售商，美国企业家不得不使用诉讼、公开喊话以及私下游说等一切途径劝阻特朗普收回“对等关税”。

目前，全美范围内至少有七起案件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为依据挑战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旨在推翻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副经济学家兹维默（Grace Zwemme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4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主要源于对关税可能导致未来价格上涨的担忧。后续更多负面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供应链中断的不确定性将延长通胀高企的周期。

美关税政策遭遇多起诉讼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个月以来，一场跨州、跨行业的法律合围正在形成。从州政府到原住民部落，从造纸企业到桌游制造商，美国企业和律师开始挑战总统随意设定关税的权力合法性。

在州层面，4月16日，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发起诉讼，指控关税政策严重损害该州经济命脉。一周后，以民主党总检察长主导的12州联盟（包括科罗拉多州、纽约州和俄勒冈州等）向联邦法院提交诉状，控诉特朗普的关税措施“颠覆了宪法秩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混乱”。

在企业和组织团体层面，4月3日，“新公民自由联盟”代表佛罗里达州一家纸业公司起诉，称该企业因特朗普对华关税面临高昂成本。4日，美国原住民黑脚部落起诉称，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违反了条约权利，并要求法官暂停对关键入境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8日，非营利组织“自由正义中心”代表多家小企业起诉特朗普政府，相关企业称可能不得不因此取消订单或缩减规模。

4月26日，太平洋法律基金会代表多家小型企业提起诉讼，指责特朗普对华商品加征“非法且违宪”的145%关税，导致美国企业面临更高成本。

该案原告之一、斯通迈尔游戏公司（Stonemaier Games）联合创始人斯泰格迈尔（Jamey Stegmaier）算了一笔账，称为了进口超过25万件桌游产品，该公司必须支付“约150万美元的总关税税款”。他称，提起诉讼是“正确之举”，但他仍担心遭到特朗普的报复。

这些诉讼都指向特朗普征收关税时常援引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西德尼·奥斯汀律师事务所贸易专家墨菲（Ted Murphy）表示，在特朗普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曾根据IEEPA对进口商品征收此类关税。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总检察长邦塔（Rob Bonta）表示，该州针对关税的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于“行政权力的本质”。“我们的立场一直明确，我们绝不会允许这位总统行使他无权行使的权力。”邦塔说。

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健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IEEPA的确赋予了美国总统极大的权力。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时期，美国国会就曾对IEEPA的权力范围表示过担忧，认为它可能过于宽泛。

高管亲自上阵分析关税危害

美国家装零售巨头家得宝联合创始人兰戈恩（Kenneth Langone）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争意外激发了企业界的联合行动，并开始表达诉求。

4月18日，德国汽车三巨头宝马、梅赛德斯和大众的高管团队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寻求关税豁免。此举迅速引发连锁反应：美国本土车企福特、斯特兰蒂斯和通用汽车随即加大游说力度。11天后，特朗普宣布放宽政策，免除进口汽车的钢铝关税并为部分制造商提供退税补偿。“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如果他们不按正确方式做事，我们就彻底制裁他们。”特朗普称。

作为美国消费市场的风向标，大型零售商也通过非公开渠道发出严厉警告。据报道，沃尔玛、塔吉特和家得宝的首席执行官联合向白宫提交分析报告，指出关税将导致“供应链中断、物价飙升和库存危机”的多重打击。

一些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也在动用影响力说服其撤回关税措施。华盛顿一位企业咨询顾问透露，一些关税豁免往往源于总统与高管的一对一沟通，而非系统性行业游说的成果。

据报道，美国页岩油大亨、特朗普的主要捐赠者之一哈姆（Harold Hamm）称，他“和特朗普谈过关税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他还警告特朗普，一些炼油厂严重依赖加拿大原油。后来，特朗普减少了对来自加拿大的能源进口关税。他复述与特朗普的对话：“特朗普说：‘好吧，咱们还是别这样做了。’他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这是一次成功。”

美国公关公司Penta公司高级合伙人麦登（Kevin Madden）表示：“你的企业与华盛顿和普通民众的联系越深，行政当局和其密切盟友越可能关注政策决策的影响。”

一些影响力较弱的企业正通过地方议员传递信息。麦登表示：“更多来自国会和州一级的政治领导人正在表达对这些贸易政策长期影响的担忧。这给本届政府及其国会盟友带来了真正的压力，促使他们考虑这些影响。”

特朗普关税措施难以实现目标

特朗普多次强调，其关税措施将“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例如，白宫5月5日发布的一份文件称，特朗普对美国制造业复兴的追求正在“提振部分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小型企业率先从中受益”。

但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用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成本和代价极高，几乎不可能实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马弘称，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可能性很低、成本极高。当前建立的成熟的跨国供应链并不会因为简单粗暴的关税手段就“自然”地在美国国内建立起来，美国也并不具备适合这些产品生产的禀赋条件。同时，当前美国制造业大量依赖进口工业中间品，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损害而非增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副主席法塔斯（Antonio Fatas）称，特朗普将无法吸引制造业投资，“美国没有容纳这么多公司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苏庆义也表示，美国制造业不振，是内因不是外因，关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内问题，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并没有随关税的提高而增长。同时，关税作用无法一直持续，对生产转移的边际推动作用减弱。更重要的是，额外加征新的关税，还会损害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经济研究公司NDR首席全球宏观策略师卡利什（Joseph Kalish）认为，如果美国要从以服务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向以制造业为主，这绝非易事，过渡过程将充满阵痛。他称：“特朗普政府所提到的投资，包括工厂、矿山和电力等领域，都需要长期融资。这与共和党在税改法案中提到的加速折旧政策不同，后者旨在通过短期至中期内加速折旧来为工厂、矿山和公用事业所需设备的购置提供融资。”

NDR在一份研究说明中表示，美国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增长在过去一年中有所放缓。消费者信心下降，4月指数达到了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所有这些因素表明今年美国的消费需求会放缓，而不是增强。今年，美国将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加剧，对企业利润和股市产生压力。

（第一财经记者冯迪凡对本文亦有贡献）